立法学家曾经有过不很完全的统计，并认为已经制定的立法中将近有三分之一的条款是从未被使用过，可见，这部分条款本身显然并不是以实践的总结为基础的，而是产生于先见假定。

许崇德主编：《宪法学?中国部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382页。（丙）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

并把文化权利定义为，公民依照宪法规定参与社会文化活动和享有文化利益方面的一系列基本权利的总称[8]。[25]上述外国宪法中规定的学术自由，在民国时期即被移植到当时的宪法草案文本中。遵循宪法解释学的路径，运用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理论，可以架起科学研究自由通往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桥梁，以科学研究自由为宪法基石构筑我国现代大学法制，从根本上破解我国高等教育行政化的顽疾。其次，从我国宪法的角度看，科学研究自由固然可以作为文化权利的组成部分，但是，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看，科学研究自由或者学术自由却并不在文化权利的清单之中，这必然会造成宪法学理论与国际人权法理论的冲突与不协调。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的权利。

二、本公约缔约各国为充分实现这一权利而采取的步骤应包括为保存、发展和传播科学和文化所必需的步骤。[2] 李琦：《寻找学术自由之奥义：学术——政治关系的宪政维度》，载《现代法学》2010年第3期。有些理由涉及核心价值，就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民意――立法上的民意与司法上的民意――的对峙格局，可以看到审判人员甚至有可能以民意或者当地舆论的名义无视现行法律体系、突破审级制度。如果人们相信审判程序是不偏不倚的、法律适用是客观公正的，即使自己被判决不利的结果，也会继续支持法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公正程序具有缓冲作用，可以比较有效地防止因为当事人不满意判断的结论而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制度。权威不是进行选择的根据，而是要求服从的标准。

在很多情形下，既存意识形态的权威与传统权威之间的界线是流动的，甚至会犬牙交错。换言之，在传统的断层，理由论证的重要性会陡然上升。

[8] 埃德蒙?伯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27页以下，特别是28页。在这里，法官不得不跳出现行法律的框架来创造能让当事人以及地域共同体满意的规范，不得不把政治性妥协的契机和偶然性嵌入司法过程，其结果，法律势必出现各种地方版本、个案版本，乃至碎片化。在孟德斯鸠看来，司法与立法、行政同样，都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 [16]。法制的调整功能，很典型地反映在交通规则的制定和执行之中。

如果仅从理由论证的角度来把握法制的权威，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推定：没有法官的尊严、审判的独立，法制的权威性也就无从谈起。3 定分止争的权威实现法制权威还有一种模式，就是社会需要国家解决调整问题，不妨简称为齐步权威。警察在有意放过某位违章者的同时，不得不不对周围其他违章者也网开一面，这就等于在发出践踏交通规则亦无妨的信号。另外，理由论证所追求的正当性根据与应然（Sollen）也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所有的国家机关当中，法院最注重理由论证。只要规定清楚了并严格执行之，就可以达到社会的预期目标，所以交通指挥最符合拉兹所说的先取理由命题，交通规则的效力最有可能刚性化，交通法制的齐步权威最应该具有绝对性 [12]。

摘要: 本文以现阶段中国达成的关于树立法制权威的基本政治共识为出发点，主要从传统、理由论证以及调整问题的解决这三个层面分析了权威得以形成和维持的条件，概括出以权威制约权力的不同类型和制度设计模式。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本质性变化，多元性越来越显著。

没有这种信任，民主就很容易流于情绪化的民粹主义，或者在舆论被撕裂、对立者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无法做出合理的公共选择，甚至无法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所以，程序权威兼有调整功能和理由论证功能。这意味着在法制中可以把程序、议论以及共识这三种要素进行适当排列组合，从而形成某种函三为一的结构。概而论之，按照制度设计的理念，立法机关总是站在多数人一边，而司法机关则要站在少数人立场上来行事，通过公正程序和严格适用规则来保护少数人的利益或诉求。同理，在过分注重调解和妥协的地方，法制也无法充分发挥调整功能、获得齐步权威。拉兹的这一主张被概括为通常正当化命题（normal justification thesis）。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推而论之，拉兹关于法制权威的第二命题和第三命题，只有从程序的角度才能理解，才能把两者的异同解释明白，才能厘清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防止某一种价值诉求任意伸张的意义上，程序是具有强制力的，这种强制力通过齐步权威而实现。

在帝制时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制选拔优秀人才担任文人官僚，进一步强化了先秦形成的以吏为师的氛围，就是要通过智力和知识的优势来树立理性权威 [10]。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在利益和诉求方面的多元性不断彰显，如何协调各种集团之间关系的新问题被提上政治议事日程，于是有三个代表论以及和谐社会论的倡导，试图对核心价值观进行诠释性转换。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对为什么要树立法制的权威以及怎样才能达到目标作出具体分析，对约定俗成、理由论证以及调整功能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正当化机制进行考察和比较，侧重论述通过程序获得的权威性如何限制权力的任意性，并且探讨在一个扁平化、网络化、博弈化的语境里，法制的权威、特别是兼顾理由和调整的程序权威究竟如何成为可能以及如何妥善处理权威与民主之间的关系。正是因为公正程序发挥着调整功能，法院才能享有终局性判断权和既判力，拉兹所谓先取理由命题才不至于失去现实性。

在这里，传统权威与理性权威可以交错在一起，甚至互相渗透融合。也就是说，在涉及公共事务的决定方面，要让人们把各自逐一进行理性判断的权利，或者不断就具体个案进行谈判和达成共识的负担，部分地甚至全部转让给权威，更准确地说，是转让给具有权威性的法律机构。车辆是左行还是右行、小转弯是否也要等绿灯、直行车优先还是转弯车优先、高速道路的时速是80公里还是100公里，都没有对错之分。在审级制度被否定、群众意见优越于法律制度（借助卢梭的表述，就是人民公意）、不同层面的民意互相冲突的场合，就会出现权威扫地的事态。

从理论和现实可以看到，通过严格执行交通规则和严厉惩治腐败行为可以树立法制的齐步权威，而坚持审判独立和程序公正的原则、以法律解释共同体限制裁量权等一系列司法改革的制度设计则可以树立法制的理性权威。有关政治思想的整体图像，可以通过陈志瑞、石斌（编）《埃德蒙?伯克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获得。

第一个条件，人们之所以都按照权威的指示行动，并不仅仅是因为权威发出了命令，具有强制手段，而是因为另外存在应该采取这种行动的理由。1 约定俗成的权威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国家类型论的思路进行演绎，在很多情况下，超凡领袖的人治在魅力衰减之后往往会蜕化成某种基于传统的治理方式 [6]。

结果表明，事前的态度对关于程序公正的事后评价是有影响的。因此，在交通管理方面，齐步权威应调整的需要而产生。

五、法制权威与民主化也许有人会把权威与民主对立起来，因为权威造成的上下有序的状态，与民主的平等主义倾向互相抵牾。[14] 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增订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115页以下。二、拉兹命题：服从法制权威的条件根据当代著名法理学家约瑟夫·拉兹的分析 [4]，要让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权威，或者换个说法，要让公民服从作为权威的法律，必须具备以下三项最基本的条件。没有权威，民主就不可能稳定、不可能持续，在有些场合甚至还无法做出决定。

[4] 相关论述详见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朱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约瑟夫?拉兹权威、法律和道德（刘叶深译）《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2007年第2期、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等。虽然对服从权威的第三个条件，拉兹有点语焉不详，但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敲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权威可以具有不容分说、一锤定音的绝对性，可以适用所谓先取理由命题。

阿伦特早就指出过，权威是以等级结构为前提的。这种信任也来自行为与制裁之前可预期的关系，来自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政府与个人在法律面前享有不受力量对比影响的平等性。

于是拉兹就此向我们提示了先取理由命题（preemptive reason thesis），构成服从权威的第三个条件。意识形态是对于历史和道德涵义的宏伟叙事，只要得到多数人的承认和拥护，就具有权威。